各位朋友大家好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和各位朋友一起读《传习录》。我们不能全读，选其中一些篇章来读。

中国古代思想的传承，主要通过文本传递。所以文本的解释，往往也孕育了新的思想——这一点在朱熹那里，在王阳明那里都是如此。脱离了文本，很难谈思想的创新。正因为文本（尤其是经典文本）的意义往往是开放的：不同时代的人，结合自己不同的思想经验、按照自己不同的理解去解读文本，实际上就往往会读出不同的意义内涵。文本的解释与思想的创新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体现为一种常态。

朱熹的思想，毫无疑问很重要地体现在他对于「四书」的解读当中。所以要想了解朱熹的思想，「四书」占据基础地位，的确是不能不读的文本，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。他的《四书集注》问世以后，「四书」本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，实际上代表着理学的一个新的经典文本体系。

顺便简单提一下「汉宋学术之争」。过去讲「汉学重训诂、宋学重义理」，这话当然没错；但宋学为什么要重义理？重义理是不是就不讲训诂？这些问题恐怕还不能那么简单地说。汉学重训诂，但显而易见汉学同样注重义理的解释；宋学重义理，同样以文本的解释为基础。我个人以为，所谓汉宋学术之争、汉宋学术之间的差别，实际上是因为它们的经典文本体系原本就有差别：汉学的经典文本体系实际上是「五经」，所以我们讲汉学主要是五经体系；而宋学尽管不是说别的经典不重要，但「四书」更为突出。

正是文本体系的差异，带来了「新民」与「亲民」的不同读法。《大学》古本作「亲民」，朱熹改读为「新民」，取「使民日新其德」之意；王阳明则主张回归古本，读作「亲民」——亲者，爱也，与民相亲、与民同善，才是「明明德于天下」的本义。一字之差，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为学路径与政治关怀。